音乐课上，辽宁立王立军和小峰一起唱《天路》


小峰经过村里的岁艾小路

　　这是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一个村子，靠近中朝边境。滋病村子不算大，人单只有500多人，独设却曾在一条土石横飞的学校小路两边建了两所小学，相隔不过百米。辽宁立

　　并不是岁艾村里的孩子太多了，而是滋病因为其中一个孩子有些“特别”——不得不单独为他设立一所学校。这所特殊的人单小学，只有一间教室，独设不足10平方米。学校14岁的辽宁立小峰和63岁的王立军是这里仅有的两个人。

　　自打出生，岁艾艾滋病毒就藏在小峰的滋病身体里。3年前，患有艾滋病的父母相继去世，小峰的身上也开始出现疱疹。这意味着潜伏期已经结束，他成了艾滋病人。

一出生就感染艾滋病毒

　　这个家庭留下的记忆躺在一只带“喜”字的红色皮箱里。

　　那时，小峰的父亲在外国渔船上做海员。第一次出国打工回来，他带回10万元人民币，娶了外村的姑娘。结婚没多久，他又出海了。海上生活孤寂，渔船几个月才能靠一次岸。几年后他回国时，在机场入境抽血检测时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为丹东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宽甸县防疫站工作人员急忙去为他的妻子采血化验，结果也是HIV阳性。这对夫妻却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他们一度认为，是化验单搞错了，两人打算偷偷要一个孩子。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对单眼皮，还有艾滋病毒。

　　得知这一消息的某家本省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并在文章中提及真实的个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们这才如临大敌。

　　还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险人物”。几年前电视台来采访，一个同村女孩说：“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为他单独开设爱心小学

　　父母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校读书，但小峰入学第一天，村里许多人就从教室里领走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家长代表跑到乡政府上访。学生越来越少，直到集体罢课。最后，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刘晏清提出，只能在学校对面的村委会里开设“爱心小学”，聘请一位退休老师单独授课。

　　王立军当过十几年小学老师，后来调到乡文化站工作。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他符合工龄30年的条件，只能提前退休。王立军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刘晏清。“不是说咱思想境界高，一开始我是冲着钱去的。”他半开玩笑地说。其实他并不知道政府能给他多少钱。

　　回到家，王立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你彪（东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别人不干你干呀？”妻子急了。

　　那天晚上，王立军和女婿说起这件事，女婿倒挺开通，“没事，这个病就那几个传播途径，别听他们瞎说。”妻子没再说什么，王立军就当她默许了。

　　2004年11月20日，“爱心小学”在村委会里开学了。

体验正常学校拥有的东西

　　小峰的学校没有铃声。这里也没有考试和作业，而且只上半天学。王立军故意让小峰的到校时间和对面学校错开，晚到、早退。这样，即使沿着同一条路上学，他和村小的学生也很少碰面。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他呼吸时，胸口有时会响起一阵成年男人打呼噜似的声音。他学会了咳嗽时转过头，吐痰也跑到屋外的小路边。

　　村里许多人说，这个孩子不仅有艾滋病，而且智力有问题。第一年上学，小峰花了4个多月才学会从1数到100，而且还是王立军用拍皮球的方法半哄着学会的。现在14岁的他终于学到了两位数乘法，但乘法口诀还是背得不利索。

　　“他的童年太封闭，智力开发不够。小孩玩弹球，你输几个，我赢几个，就是学加减法呀，可没人跟他接触呀。”坐在教室里，王立军为自己这个学生辩护。

　　每天早上，王立军骑50多分钟的自行车，到教室后先烧一壶水，倒水都不让小峰动手，因为怕他烫到。铅笔，是王立军削好的。连手纸，他都撕好了叠成块。这个得过脑血栓的老人，还要甩着胳膊拍烟卡、蹲在地上弹玻璃球。

　　从一开始，王立军就想让小峰在这间特殊的教室里体验到一所正常学校所能拥有的东西。除了语文和数学，他还开了体育、音乐和美术课。他带着小峰春游，最远的一次坐车去了100公里外的丹东。小峰在游乐场里开了碰碰车，他记得那里的羊汤好喝极了。

孩子成年后谁来管？

　　父母相继去世后，小峰住进姑姥姥韩玉君家。韩玉君家没小孩，女儿已经出嫁了。村委会答应每天支付60元工钱后，她把小峰领回家，给他做饭、洗衣服，每年还给他过生日。

　　小峰父母去世后，每季度去防疫站抽血的工作落到王立军身上。这个孩子对他相当依赖，一下出租车，就伸出手拉住老师。

　　“你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到了18岁怎么办，国家还管不管？”59岁的韩玉君问。

　　为钱头疼的还有副乡长刘晏清。本来，王立军每年1万元的工资由县财政、乡政府和县防疫站三家共同支付。但防疫站改为疾控中心后，没有1500元这笔专款了。更让他发愁的是，“爱心小学”不可能一直办下去，这个毫无技能的孩子成年后，走向社会该由谁来管。据《中国青年报》